所谓的“职业”盗窃，并非说盗窃如今也能称为一门职业了。法律术语中将此类犯罪称为惯犯，但从口语化、大众化的角度解读，就且称为“职业”盗窃吧。

    初到刑事庭办案，头两个案子就是盗窃案，从审判难易程度上讲，这类案子相对简单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被告人如实供述且认罪态度较好，多适用简易程序进行独任审判。按常理来说，本该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仔细阅读案卷，我发现这两个案件中的被告人有几个共同点：从表象来看，一是均没有正当职业，生活较为窘迫；二是染上赌博、吸毒等恶习；从犯罪历程来看，呈现犯罪——服刑——再犯罪的病态模式在不断地循环继续，且次盗窃间隔时间较短。如被告人姚某自1997年以来，因盗窃被判处4次刑罚近19年的时间，1997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2002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,2010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2013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，2015年5月9日刑满释放当天就因涉嫌多起入室盗窃被刑事拘留。

    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，“习惯性犯罪人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受后天习得的习惯驱使而犯罪的行为人，这些人大多是由诸如被家庭抛弃、缺乏教育、贫穷、在都市中心结交了不良伙伴等因素所构成的社会环境的产物，在少年时即作为机会性犯罪人而开始了自己的犯罪生涯，加之现代监狱制度导致或未能阻防其道德意识的畸变，在狱期间与其他犯人，特别是比他们更加恶劣的囚犯的交往，以及一旦身陷囹圄便很难重新被社会所接受，使得他们习得了犯罪的习惯，不仅具有稳定的累犯倾向，而且事实上逐步走向以犯罪为业之途”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：“总以某种固定方式行事，人便能养成习惯。”盗窃犯再犯率高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，某种程度上是盗窃已成为这些人积久养成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，有些盗窃犯甚至以偷窃技能为骄傲的资本，服刑结束继续重操就业。

    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，社会对罪犯容忍度低，缺失犯罪改造的环境。从目前状况来看，社会对侵财类犯罪群体的重返社会后的容忍度仍然很低，对于多次盗窃的盗窃惯犯更是有切齿之恨、鄙视之心，况且盗窃犯对财产的渴望和侵犯习惯更是使许多单位、部门望而生畏，社会难以提供安全健康的盗窃犯改造环境。与此同时，有盗窃前科的罪犯基本上都缺乏生存技能，为了维持生计或者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在好吃懒做等心理支配下，使得重新犯罪率畸高。

    然而从我国刑罚特殊预防的价值来看，盗窃罪的高再犯率似乎使得这种价值变得越来越模糊，同时也折射出法律的无奈和社会的宽容，但是频发的盗窃犯罪对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，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巨大绊脚石，预防盗窃犯再犯、降低盗窃再犯率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