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孔法官，你好，我又来了！”“哟！是老匡啊，快请坐”，我一边忙着招呼，心里一边犯着嘀咕：“怎么又来了！不会是又来交材料吧？”果然不出所料，老匡又打开了他的皮包，从里面又拿出了一摞A4纸，“哎呀！老匡啊，怎么又交材料来了，你的案子不是判决完了吗？”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这不是什么材料，这是一封感谢信！”老匡不好意思地连忙说道。拿着这叠厚厚的感谢信，想着办这起案件的种种艰辛，各种滋味涌上心头。

说起这个老匡，也是个当地的名人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从泰和移民到吉水白沙镇赤岸村委会沙滩村小组落户成家，没几年，这个“外地佬”就当上了这个村小组的会计、主任、书记。沙滩村小组有史以来村民来源就非常复杂，除了土生土长的村民外，还有上海下放知青、外省外县移民，这些人落户后，为解决生计，村小组都分别分给了山林、水田和旱地，后因政策原因，陆续又有人离开沙滩村小组，而这些山、田、地，有的是交还给集体，有的则私人给了他人，还的甚至租给别的村小组的村民使用，管理十分混乱，山林之间、水田旱地之间界址都不是十分清楚，经常会引起纠纷，而老匡也是因为这个与村小组起了纠纷，双方多次找到镇政府、县政府要求解决，老匡也写了无数信访件，而村小组也最终将他告上法庭。

分到这个案子时，老匡就多次找到我，将他以前所写的各种材料，不管跟案子是否有关，每来一次就交一份，他所交的这些材料累起来比我的案卷还要高，那时的我刚刚怀孕，为了能够更清晰了解引起纠纷的旱地面积、位置及界址情况，我乘车近一个小时，颠沛流离、吐得稀里花拉，再走了近二十分钟田间小道，找到这四块旱地，做了现场勘察笔录，了解基本情况后，又找到原、被告双方分别做工作。为了这个案子，我曾多次找到镇政府，与镇、村两级干部研究调解方案，争取在庭前将此案调解。后来，案件又出现新的情况，原告申请追加第三人，称诉争旱地已租给第三人，然而却遭到第三人否认，为查清事实，我又召集本案所有当事人，在镇、村两级干部见证下，再次进行现场勘察，对双方争议的事实进行确认。在庭审时，由于一位证人说的一个新的情况，我们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再次来到沙滩村小组，又一次对证人的证人证言进行现场确认，制作了本案的第三份现场勘察笔录。随后进行了本案的第二次庭审，此时的我已经是大腹便便了，连法官制服都已经穿不下了。庭审结束后，经过合议庭的慎重合议，最终驳回了村小组的诉讼请求。

案子结束了，我也开始休了产假，后来听说村小组不服判决提起上诉，之后我又调离了原先的工作岗位，就对这个案子连同我办理的其他案件一样在脑海里封存起来了。直到老匡这次来，告诉我中院最终维持了原判，并交来这封感谢信，他在信中对我们的工作大加赞扬，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。想起一年多前办理这个案件的各种艰辛，我不由感慨良多，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案件，让每一个当事人在司法活动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，那么当事人就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工作，就能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公正、客观的评价，我想这才是这封沉甸甸的感谢信的真正意义所在。